【爆料】习近平严控中共高官私下会面的内幕

五中全会刚刚落幕，中共高层官员私下是否会趁机聚餐、聚会，或通过私下交流联络感情、经营人脉？

一名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，类似活动并非完全没有，但随着习近平持续推进所谓“从严治党”，中央对高级官员私人交往的管控也日趋严格，甚至连已经退休的高层官员之间互通电话，也可能需要事先报备。

北京消息人士“汤明”（化名）向记者表示，近年来，中央对高级官员之间的私人往来不断收紧，管控范围不仅涉及现任政治局委员私下聚餐、相互串门等活动，还进一步延伸至退休政治局常委之间的日常联系。

汤明举例称：“比如温家宝想给贾庆林打个电话，也要向中央办公厅报告。”

他还透露，相关管理规定已经形成内部文件，其中包括：三名以上高级官员私下聚会，也必须向中央办公厅报告。

从私人聚餐、日常串门到退休高层之间的电话联系，中共高层人际交往所受到的制度性约束，似乎正在进一步扩大。

五中全会的议程之一正是研究“全面从严治党”。汤明透露，中央全会期间的管理同样趋严，过去在北京有住处的高级官员，散会后还可以回家，如今则被要求住在指定酒店。

高官私下聚餐、串门受限制

中共高级官员如何接触、退休领导人能否与现任官员私下联系，长期以来都是中共高层政治运作中较为隐秘的一部分。

汤明说，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未因习近平整肃官场而消失。

“你像他这些委员，私下的还是有关系好的。一样，关系好的，还可以私下聊。”

但他表示，近年高层官员接连出事后，私下交往已变得敏感。

“自从李干杰和张又侠那个事以后，就是很少人有可能。”

汤明并未解释李干杰与张又侠的具体事件，以及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。

2026年1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突然拿下，直到202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做出开除其党籍的处分决定。张又侠曾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的“红二代”盟友。

李干杰则在2025年4月与石泰峰对调职务，由掌握党内人事大权的中央组织部部长，转任并无实权的中央统战部部长。这次罕见的人事调整，引发外界对其政治地位变化的猜测，有传闻其多名旧部在反腐中落马，李干杰牵扯其中。

汤明以政治局委员私下聚餐为例，说明官员面对的处境。

“现在这24个政治局委员，有三四个晚上想一起出去吃饭，或者……肯定有私下的聚会，对吧？”

他说，问题在于，中共高层官员既有正常的工作往来，也有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交往。两者过去有时并不容易截然分开。

例如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争取中央资金、审批重大项目，难免需要接触掌握相关权力的中央官员。

“他有管财政的、他有管审批的，像国资委的主任、分管的副总理啥的。”

“肯定各个省市、直辖市的一把手，他要搞项目、搞经济、搞政绩，他还要找这些人批钱、批项目。”

汤明表示，这类工作联系仍然可以进行，但私下接触容易引起问题。

“所以说，这种东西你只能（公）对公说。就是私下，你避免去接受（聚会），因为你要报给中办了。”

按照他的描述，地方官员仍可透过正式渠道与中央部门沟通，但私下吃饭、串门或其它不易受到组织监督的接触，已成为需要回避的政治风险。“私下聚会的事就以后杜绝了。”他透露说。

全会期间高官不能回家住

汤明披露的另一个变化，涉及中共中央全会期间的住宿及活动安排。

他表示，过去一些在北京有住处的高官，散会后可以回家，也可能借此机会与其他官员私下见面或聚餐。“不像以前五中，几个国务委员和政治局委员，那可能散会以后，晚上一起吃个晚饭。”

但他称，如今会议期间的安排已经不同。“现在，那你就在酒店吃吧。都在会议上。”

汤明说，即使原本在北京有住房的高官，也必须入住会议指定酒店。

“以前是可以回家住的，在京有房住的人可以回家住。现在不可以，必须在会议指定酒店住。”“现在不可能了。开会时候就在会场、会场指定酒店。”

中央全会的住宿安排，通常涉及警卫、保密及会议纪律等因素，具体规定并未完整向外界公开。

因此，尚不能确认汤明所描述的统一住宿要求，是针对所有与会高官的新规定，还是特定会议原有的封闭管理措施。

不过，按照他的说法，这类安排还有另一个效果：官员在会议期间难以自行安排与其它高层的私人接触。

退休常委通电话也要报中办

对已退休的中共高层，汤明披露了更加具体的限制。

“包括以前像退休老干部，像退休常委这些，前任常委，沟通电话，有时候一些活动见面，现在都不允许。”

他声称，相关接触须向中央办公厅报告，人数也受到限制。

“就是你必须得报中央办公厅，你懂吗？超过三个人以上，要报告，报中央办公厅。”

汤明并未说明，“超过三人”的规定究竟适用于哪些级别的官员，以及是否包含家人、亲友等非官员参与者。

不过，他表示，对前任政治局常委及已退休政治局委员，相关规定相当明确。

“就是前任常委和退休、已退休的政治局委员，这些老干部，你参加活动，包括聚会，包括有些东西需要交流的，你必须要报中办。”

除了退休高官彼此联系，昔日下属登门拜访老领导，也被列入他的描述。那以前“贾庆林的人，还要到贾庆林家拜访一下。”

汤明又举出原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，谈到与其有求学、工作或其它人脉关系的人士。

“假如陈希的学生、陈希的人、清华系，去陈希那拜访一下。”

汤明称，这类私人往来如今同样需要报备。“现在都不行，也必须报中办。”“就是你俩想接触，你必须得报中办。”

在中共官场，退休领导人与昔日下属之间的联系，一直是外界研究政治人脉与非正式影响力的重要线索。

如果汤明披露的规定属实，中共对退休领导人的管理，已不再局限于公开活动和正式政治事务，而是进一步触及私人联系。汤明将这种变化视为习近平限制退休高层政治影响力的一部分。

事实上，中共过去已有针对退休干部参加特定活动的管理规定。

早在2011年，中共官方公布的规范庆典、研讨会及论坛活动措施，就将部分离退休领导干部纳入管理范围，要求领导干部参加特定活动须依程序报批。

更早的2002年，中纪委、中央组织部等部门也曾对领导干部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、校友会及战友会提出限制，其中包括离退休干部参加相关组织的报告要求。

但这些公开规定，并不能证明汤明披露的、中央管束退休常委私人电话或官员间互动的内部文件是否存在、何时生效，以及具体适用范围。

红机也监听 通讯受监控

除了私人聚会与登门拜访，汤明还谈到高级官员的日常通讯。

他声称，中共高层不仅限制官员私下联系，也透过通讯监督掌握交往情况。

“你打电话还有监听，红色电话也有监听。你私人手机都不管用，他们都不用。”

所谓“红色电话”或“红机”，是外界对中共党政军高层专用通讯设备的俗称。相关专线长期被视为中共高层内部通讯的重要渠道。

对于官员能否绕过正式通讯渠道，汤明认为，个别人士仍可能透过家人转交私人信件。“除非你私下写信，你家人传，那没办法。”

不过，他随即提到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，声称国安系统如今高度关注中共高官之间的私下交往。“但是陈一新这个国安现在查得多严。”

他进一步爆料，部分涉及马兴瑞、李干杰及张又侠的饭局谈话，也曾被掌握并向习近平报告。“连马兴瑞和李干杰、张又侠在饭局上说的那些话，都告诉习近平。”

马兴瑞原为中共政治局委员，2026年4月被官方宣布立案调查，同年7月被开除党籍及公职。张又侠也在今年遭到整肃。

但汤明并未提供上述饭局的具体细节，也没有说明所谓监听资讯的取得渠道。记者目前无法证实这些谈话是否确实发生，亦无法确认是否曾向习近平报告。

汤明还描述了高级官员不同于一般民众的手机使用习惯。

“他们天天都不用手机，用手机都在秘书那，自己手里也不拿手机。”

“他拿手机也没有用，他又没有微信这些聊天软体，他们又不用。”

依照他的说法，秘书和专用通讯渠道在高层日常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官员透过私人手机自由联络的空间相对有限。

工作可以谈 私下聚会要杜绝

汤明强调，官方工作交流与私人交往，如今受到不同的管理。

他回忆，过去在北京召开重要会议期间，部分高级官员会利用机会与其他中央或地方官员会面。

“去年前年还有这些在京政治委员开会，然后会报导谁和谁。”

例如，地方主要领导人可能希望与分管相关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沟通。“假如重庆市委书记约跟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张国清会面，去谈一些东西。”

汤明称，现在官员已不能随意利用中央全会期间的机会私下安排类似接触。“现在都不让谈。工作是工作的谈。”“你现在这个五中期间不让你谈，你以后也不要去谈。”

不过，他并不是说官员之间连正常工作都不能联系。“工作是工作。你到北京，或者下去考察，都可以。你们通电话，工作也行。”

真正受到限制的是正式公务之外的私人交往。

“但是私下聚会的事，就以后杜绝了。”

这种区分，也与中共近年强调防范高官形成私人政治圈子的做法相呼应。

中共官方过去多次将通过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等关系编织“关系网”、搞“小圈子”和“团团伙伙”，列为党内纪律问题。

但中纪委对相关规定的公开解释，也曾区分违规组织活动与正常的老乡、校友、战友聚会，并非所有私人接触都构成违纪。

汤明所披露的限制若属实，可能已超越传统上针对违规结社、利益交换及政治结盟的纪律要求，进一步涉及高官日常私人联系。对于退休高层尤其如此。

习近平上台后，持续以“从严治党”名义整肃官场。近年从党政系统到军队，多名高级官员相继落马，中共内部对“小圈子”“团团伙伙”的警惕也不断升高。

在这种政治环境下，私人交往本身可能成为官员需衡量的风险。

汤明用两句话概括他所观察到的变化。

“所以说，这个从严治党以后，就是把退休的人和在职的人都关在笼子里。”“就干好自己的事，私下一些活动啥的，就没有了。”

记者暂时未能独立核实消息人士披露的这些内部禁令，中共亦未有相关公开资讯。

如果他所说的内部规定属实，意味着中共对高级官员的控制，不仅限于任职期间的权力和行为，也将更加深入退休后的人际关系。

换言之，习近平对高级官员的监控和管束，正在不断收紧。这或许正是“全面从严治党”最直接，也最难公开言说的目的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