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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共百年真相】因不满“大撒币”王稼祥全家挨整

2023-12-16| 发布者:mghrshw

摘要:中共早期领导人王稼祥,曾在三个关键时刻力挺毛泽东,但他后来却受到排挤与整肃,唯一的儿子被迫自杀,妻子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孙子也受到牵连。主动站队、紧跟领袖,为什么还会落得如此下场?今天,我们根据《王稼祥 ...

中共早期领导人王稼祥,曾在三个关键时刻力挺毛泽东,但他后来却受到排挤与整肃,唯一的儿子被迫自杀,妻子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孙子也受到牵连。

主动站队、紧跟领袖,为什么还会落得如此下场?今天,我们根据《王稼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》等资料,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中共早期要员
王稼祥,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,在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时,加入共青团。

1925年,他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是所谓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。1928年2月,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,入红色教授学院继续学习。

1930年回国后,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、红军总政治部主任、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外交委员(外长)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等。

抗日战争期间,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、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;国共内战爆发后,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、宣传部长等。

1949年中共夺权后,历任中共驻苏联大使、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、中央书记处书记等。

三次力挺毛泽东
王稼祥曾三次力挺毛泽东。

第一次:遵义会议上投毛关键一票。

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、被迫“长征”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。

与会者分成两派:一派以博古为代表,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。双方为红军接连不断的失败争论不休。前者怪敌人太强大;后者怪前者指挥有问题。

双方相持不下之际,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,王稼祥站在毛泽东一边,投了毛关键一票,促成军事指挥权的变更。之后,周恩来、王稼祥、毛泽东负责指挥军队。

这次会议,为毛此后逐步将军权掌控在自己手上,并最终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。

王稼祥第二次力挺毛,是抗日战争爆发后。

当时,延安的中共高层两派又斗得很激烈。一派以留学苏联的王明为代表;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。

王明自恃有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,一度咄咄逼人。毛作为中共党内的实力派,也有许多支持者,为争取最高领导权,内外做了很多工作。

那次王、毛争权中,王稼祥再次发挥重要作用。1937年7月,王稼祥经西安、天津、上海辗转到达苏联治疗伤病。11月,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。在苏联期间,他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,最终促使共产国际通过决议,让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“要以毛泽东为首”。

1938年7月,王稼祥回国,先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,从此,确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。

1940年代,毛泽东发起延安“整风运动”。这是一场排除异己、进一步确立毛核心领导地位的运动,而王稼祥选择第三次力挺他。

1943年7月5日,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,王稼祥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》一文,率先提出“毛泽东思想”的概念,称该思想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,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,中国的共产主义”。

延安整风中,他为确立毛在党内的理论权威地位立了头功。

“三和一少”与“三斗一多”
1949年中共建政后,毛泽东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,内政外交全面左转,甚至走向极左。

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运动,叠加1959年的“反右倾机会主义”运动,导致中国出现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。

1962年1月,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,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工作。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认为,大饥荒是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。毛被迫承认自己有错,并说:“我们提倡不抓辫子、不戴帽子、不打棍子,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,敢于讲意见。”

听了这些话,王稼祥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,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他认为,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,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政策,不要四面树敌;在同苏联的关系上,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,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;另外,中国的对外援助应“实事求是,量力而行”。

当时,中共对外即反对美帝国主义,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,还反对印度等国的反动派。

在对外援助方面,据《中国统计年鉴》的数据,1958年、1959年、1960年,中共出口粮食分别为:265.99万吨、415.55万吨、265.41万吨。也就是说,在大饥荒已大面积出现的1959年和1960年,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,等于136亿斤。这是什么概念呢?

1960年,中共中央发布“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”,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,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。按最高标准计算,136亿斤粮食,相当于3,400万人一年的口粮,可使3,400万人免于饥饿。

1960年1月,中共专门成立一个对外经济联络总局,负责对外赠送现款、食品等,以换取亚、非、拉一些国家的肉麻吹捧和在联合国支持中共。

正因为看到这些事,王稼祥才提了些意见。

据毛泽东的“大笔杆子”王力回忆,毛看了王稼祥的信后,掰着指头说:“这是对美帝国主义要和,对苏联修正主义要和,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,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,这是‘三和一少’。”当时,毛的指导思想是:对帝国主义要斗,对修正主义要斗,对各国反动派要斗,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。这“三斗一多”与王稼祥的“三和一少”正好相反。

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,“三和一少”变成了“三降一灭”,即“投降帝国主义、投降现代修正主义、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”。这给王稼祥之后的遭遇埋下伏笔。

大祸降临王家
1966年5月,“文革”爆发。当时,王稼祥仍是中央委员、中联部长、中央书记处书记,但是,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、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,都没有通知他参加。他的中联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,被刘宁一代替。

1966年7月,王稼祥被迫搬出中南海,搬到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房子里。中联部的造反派先是在机关大院内贴他的大字报,再把他从家里架到中联部看大字报,开他的批斗会,给他挂黑牌子,令他坐“喷气式”。

后来,造反派直接跑到王稼祥家里,在客厅拴上一条条绳子,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,四面墙上也贴满大字报。他被扣上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,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”,“‘三和一少’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”等大帽子。造反派誓言要把他“斗倒、斗臭、斗垮”。

1968年,王稼祥在《我的履历》中写道:“在这个期间,又是谈话,又是写材料,我又紧张起来了,心跳又加快了。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,但睡眠仍不安,于是我处于疲倦、不安、紧张、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。”“再加之,这时候街上出现了‘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’的标语,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。”

有一天,造反派刚离开他家,他就高喊:“我没有罪!”当晚,他服下安眠药,但仍然大声喊叫,不能入睡。无奈,他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,结果呼吸困难,昏迷不醒。他的夫人不得不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抢救,直到第三天,人才醒过来。

经历一系列的苦痛折磨后,1969年10月的一天,因所谓“战备”需要,王稼祥被疏散到河南信阳,“软禁”在一个封闭的小院里。1970年10月初,他突发急性中毒性肺炎,生命垂危,不得不回北京医治。

1971年9月13日,中共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。此后,一批老干部复出工作,王稼祥也恢复工作。但是接下来,毛泽东又发动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,令他十分不解、不安。

1974年1月25日,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离世,终年68岁。“文革”中,王稼祥倒楣,他的妻子朱仲丽也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被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,一关六七个月。

王稼祥的儿子王命先,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工作,也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,被贴大字报,被批斗、侮辱。王命先性格内向,少言寡语,平时只知埋头工作,突然遭到这一连串的打击,身心受到巨大打击。他怎么也想不通,一气之下跳河自杀。

王稼祥的两个孙子也失去升学、参军的机会,跟他的养女一起,被下放到边远农村,接受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
今天,我们经常谈论中共的“战狼外交”和“大撒币”外交。其实,在上世纪60年代,毛泽东搞的“三斗一多”,就是“战狼外交”和“大撒币”外交。

在中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下,王稼祥希望中共稍微缓和一下,对亚非拉国家的支援要“量力而行”,实际上,这是他坚持党性的前提下,人性的一面对老百姓动了恻隐之心。但是,就是这一点点人性也不被容忍。

回首百年中共史,每当党员的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时,谁不服从党性,谁就会被“残酷斗争,无情打击”,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。

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,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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